1995-2020年，我国制造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呈现S型变化趋势。1995年，制造业投资占比为24.5%，到1999年降至16.2%。之后，制造业投资增速明显快于全部投资增速，制造业投资占比逐年上升，2012年达到34.1%，提高了近一倍。2012年以后，制造业投资占比复又逐步下降，2020年为29.5%，与2012年相比，下降了4.6个百分点。
（二）制造业投资增长与增加值增长相关性较高
2005-2020年，制造业投资增长率与增加值增长率的相关系数达到0.83%，2011年以来两者的相关性更高达0.94。在国民经济19个大行业中，制造业投资比例和增加值比例也是最为接近的。因此，制造业投资增速下降对制造业产出的影响是明显存在的，或者说制造业投资增速下降会在较大程度上带来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下降。
（三）近年来制造业内部多数行业投资增长低缓
2015-2020年，制造业投资平均增速只有4.5%。在有完整数据的29个行业中，20个行业投资年均增速低于制造业均值，有6个行业年均投资负增长，包括饮料、烟草、纺织服装、造纸及纸制品、有色冶炼和交通运输制造业。年均投资增速达到或接近两位数的只有医药制造、通信设备、仪器仪表和废弃资源回收等4个行业，但是这4个行业投资额只占全部投资的11%，分量太小。大量制造业部门投资增长乏力，能够称得上投资新动能的行业少之又少，不可避免造成整个制造业投资增长滑坡。
（四）疫情影响下各行业投资变动特征不同
行业投资分化。有些行业投资下跌更为明显，有些行业投资则比较抗跌。2020年，投资下降较为明显的制造业行业包括纺织服装（-31.9%）、文教体育用品（-26.5%）、印刷（-20.5%）、化纤（-19.4%）、木材加工（-18%）、汽车制造（-12.4%）。与此同时，少数行业实现了投资高增长，包括医药制造（28%）、黑色金属制造（26.5%）、通信设备（12.5%）、石油加工（9.4%）。另外一些行业投资略有下降。如农副产品加工（-0.4%）、食品制造（-1.8%）、化学（-1.2%）、橡胶塑胶（-1.2%）。
（五）制造业与基础设施投资变动方向相反
制造业投资增速上升的时候恰恰是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下降的时候。在2006-2008年、2008-2010年、2010-2012年、2013-2017年几个时期，这种反向变动表现得尤其明显。基础设施投资占比由2009年的21.2%降至2012年的16.6%。与此同时,制造业投资占比由30.2%上升至34.1%。基础设施投资占比由2013年的17%提高到2017年的22.7%，与此同时，制造业投资占比由33.9%下降至30.6%。
（六）制造业投资增速与民间投资增速变动轨迹基本一致
2005-2020年，制造业投资增速由39.2%降至-2.2%，民间投资增速由48.8%降至1%。制造业投资增速与民间投资增速的相关系数高达0.97，两者高度相关。我国民间资本主要投入领域就是制造业和房地产业，而同期房地产投资增速与民间投资增速的相关系数只有0.8，低于制造业投资增速与民间投资增速的相关系数。民间投资与制造业投资的关系尤为密切。
（七）城镇化大规模投资压制了工业化投资
将采矿业、制造业和电力作为工业化投资，服务业领域作为城镇化投资，分别计算其占总投资的比例。工业化投资比重由2011年的42.7%降至2020年的35.6%；而城镇化投资比重由59.9%升至64.6%。各级政府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把城镇化视为经济增长的支撑力量，也撬动了大量民间资金进入城镇化领域。城镇化占用了过多的土地、资本等要素，新城、新区无法产生人口和产业的集聚效应，出现闲置浪费，也无形中挤占了工业化发展资金。
二、激发制造业投资活力的若干建议
（一）保持投资和产出比例两个30%
制造业是为国民经济各行业提供原料、设备、动力和技术保障的部门，没有高质量的制造业，就无法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无法赢得国际经济竞争优势。在推动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过程中，需要保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比重，避免制造业空心化的倾向。
2007-2019年，我国制造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例均保持在30%以上。未来需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兴产业、壮大先进制造业，制造业占GDP的比例应保持在30%左右，为此，制造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例也需努力保持在30%以上。
（二）进一步释放和激发制造业活力
推进制造业企业用能、物流和融资等领域成本改革力度，放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巩固工程建设领域、投融资领域改革成果，切实增强企业获得感。以减税降费、简政放权和便民服务为依托，完善规划、用地、用海、能耗等政策，降低制造业企业运营成本，助力社会创业创新。
引导金融机构创新服务和产品，加大对高新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信贷投放，支持传统制造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积极提升中小企业信贷可获得水平，有效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对政府投资设立正面清单制度，为国有企业投资设立更高的门槛，为民营企业创造更大的空间。
（三）摆脱只会抓基建的思维定式
一方面地方政府沉下心来与企业一起认真研究制造业投资的新趋势、新规律，针对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领域，谋划制造业重大项目和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小项目。发达地区通过提高投资强度方式实现产业园区的腾笼换鸟，欠发达地区大力发展各式新型飞地，与发达地区共建特别合作区，协同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把债务负担作为一个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约束，避免盲目投资和过度投资。将结构性补强和高质量发展作为基础设施投资的方向。促进基础设施与城市和产业的高度融合，在完善基础设施的同时，引导城市空间发展方向，重塑产业分工体系。
（四）推进工业化的深度发展
找准关键“痛点”下功夫，加强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以及工业软件等方面的产业基础能力建设，补齐制造业“短板”。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及早布局，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前沿技术产业的突破，占领未来产业竞争的制高点。
大力推动“互联网+制造”“智能+制造”，加快推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转型。着力促进数字经济为实体经济赋能，利用信息技术提高传统产业的创新能力。
（五）促进制造业投资整体繁荣
积极发展社会需求大、吸纳就业能力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产业发展带动就业扩大；用新技术、新业态、新路径提升传统产业，让传统产业焕发生机活力，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化；将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作为新的投资增长引擎，实现新旧动能平稳接续、协同发力；深入推进“两化”融合、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军民融合，拓展转型发展的新空间。
（六）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
打破美国及其盟友对我国科技围堵和封锁。一方面坚持自主创新，加大核心技术攻关，通过独立研究开发争取技术突破。另一方面利用美欧日同盟内部的矛盾寻找缝隙和机会，加强与友好国家、企业开展技术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聚焦国内重点领域加强前瞻布局，建设国内的区域性产业链集群和跨地区的产业联盟，形成布局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的新产业生态。在产能向东南亚、南亚国家转移时，不能无所顾忌的连根拔起，要保留中高端技术环节，同时采取更加多元化的方式，促进产能向“一带一路”国家转移。
（七）推动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
一是控制城镇化盲目扩张。严格控制新城、新区规划与建设规模，合理确定功能定位和空间布局，走适度集约型发展道路。推进中心城市人口向郊区、新区和产业功能区有机疏散，促进收缩型城市强身健体、精明成长。
二是实现产城融合发展。高度重视城镇化过程中的产业支撑作用，推动产业空间与城镇空间有机协调，在引导大城市产业高端化发展的同时，发挥中小城市要素成本低的优势，促进制造业和零部件生产向中小城市或小城镇转移，形成与大城市配套发展的产业结构，增强中小城市人口集聚能力。
